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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茫茫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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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真正的大儒范仲淹(上)  

2015-11-21 05:21:51|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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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大儒范仲淹(上) - 率真 - 回归家园

引言

范仲淹的一生展现出了一个学有所成的大儒的风范。在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被毁灭殆尽的今天,现代人可以从了解范仲淹一生的所做所为入手,找到体认儒家文化的门径,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时而居乎?
--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谥号文正,祖籍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范仲淹一生居仁由义,力行所知所学,为百姓,为社会,为国家"诚意 "、"正心"做实事,在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达德"上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他的好友韩琦曾称赞他"前不愧古人,后可师来哲",而金代元遗山则称颂其"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又孔子所称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现代人一般把范仲淹定位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改革家、慈善家,其实,无论用多少个"家"来描述,说的都只是表面现象,并不能真正从实质上概括范仲淹的一生。范仲淹是一个儒家学问的大成就者,他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是他实践儒家学问所取得的成果。

志存天下 夙夜强学

范仲淹出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时为北道重镇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方健《范仲淹评传》)。在范仲淹出生后的第二年,范墉即不幸因病去世。范仲淹的母亲谢氏贫苦无所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于服除后改嫁给在平江府(苏州吴县)做推官的淄州长山县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朱姓,名说。范仲淹从四岁至二十三岁这二十年里,作为朱文翰的养子曾随继父宦游过很多地方。景德初(1004),朱文翰任淄州长史,范仲淹随同继父在淄州上学。范仲淹读书十分刻苦,志向超群,十五岁即被举为学究,并受到本县年老家居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赏识和关爱,称其"他日中不惟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人物志·侨寓》)。范仲淹二十岁那年,母亲看到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想让他学些商贾技艺,但他一无所乐,只想读书。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今西安)游学半年,寻师访友,增广见识。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时祥符记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在其别墅"倚高松,听长笛",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周精于篆刻,屈对《易》有研究,且都琴艺高超。另据《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真宗)令陕西发廪振(赈)粜,旱故也"。大中祥符元年,范仲淹去关中这一年,正值陕西大旱,他一路上亲眼看到因灾情严重而饿死病死的人很多。范仲淹游学关中回山东后,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来到长山县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为师,范仲淹在寺中刻苦攻读,昼夜不倦,他"画粥断齑"、"窖金遗僧"、"昼夜苦读"的故事发生这一时期。醴泉寺南二里远的一辟静山洞,被后人称为"读书洞",广为流传的"画粥断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整数茎,入小盐以啖之",每天煮一锅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切上点咸菜,撒上盐末下饭。有人把范仲淹的这段经历解释因太穷而不得不过苦日子,有人解释成为了"励志"自找苦吃,都有强牵附会之嫌。如果有在山野单独生活的经验,就会知道在单独一个人野外做饭相当麻烦又很费时,"画粥断齑"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年),范仲淹二十三岁,因偶然事件得知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多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范仲淹深感身世的苦楚,含泪辞别母亲,身带一琴一剑离开长山外出求学。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师从戚同文学习五经。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宋史》说他" 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冬天读书疲惫,以冷水洗面提神,学校给的补助不够吃饭,每天喝稀粥,一般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却并不以此为苦,象孔子的高徒颜回一样安贫乐道。他的一位学友看他常年吃粥,就送一些美食给他,范仲淹竟然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同学责备他漠视关心,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据史料记载,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的生活是"凌晨一通舞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在六经寻乐"。范仲淹读书心无旁骛,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去观看,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同学非常好奇,问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回答说:"日后再见,也未必晚。"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范仲淹已经能够深入五经,在吟诗作文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源自上古的中国文化,经孔子之手修订整理之后形成《诗经》、《尚书》、《易经》、《三礼》、《乐经》、《春秋》六经,《乐经》已经失传,实际流传下来的只有五经,是中国文化的宝库。范仲淹一生精研《易经》和《春秋》,这是他成就功业的学识基础。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 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取得了以做官为政来造福天下的资格。

范仲淹出身孤苦,内心敏锐,青少年时期游历广泛,对天下苍生的疾苦感同身受。欧阳修评价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并序》)。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范仲淹未中进士之前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同行的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孟子·离娄上》),援天下以道是儒者根本的志向所在,要以道援天下必须有深厚的学养。孔子提出的儒者的行为标准,第一条就是"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礼记·儒行》),"席上之珍"是比喻深入六经所成就的学养, "夙夜强学"是成为一个儒者的基本条件,"待"之一字,强调儒者居仁由义,绝不苟且,道能行则尽心尽力,道不能行则守身自处。孟子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行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范仲淹从青年时代开始践行了儒家所提倡的圣贤之道,表现出超越了一般人的勤奋好学。

为政以德 直道而行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各种有利于百姓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巳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范仲淹上书泰州知州张纶,建议急速修复捍海堰,以救万民之灾。当时有人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范仲淹回敬道:"我乃盐监,百姓都逃荒去了,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也有人以筑海堰后难以排水,极易出现积潦而予反对。谁知张纶熟知水利,言道:"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筑堰挡潮,利多弊少。"于是采纳了范仲淹建议,奏请朝廷批准,并命范仲淹负责修筑泰州捍海堰。宋代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征集兵夫四万余人兴筑海堰,时值隆冬,雪雨连旬,潮势汹涌,迫岸而来,兵夫因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而陷入泥泞中淹死二百余人。有人趁机上书朝廷,反对修堰,于是朝廷决定暂行停工,并派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到泰州查勘实情。胡令仪系河南开封人,曾于宋代淳化、至道年间 (990-997)任如皋县令,深知古捍海堰年久失修,农田、盐灶和百姓生命财产难以保障。察看后,胡令仪与张纶联名奏明朝廷,获准继续开工。天圣四 (1026),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离任回籍守丧。其间,范仲淹屡次给张纶写信,请张纶无论如何要将捍海堰修成,并表示若有事故,朝廷追究,他愿一人独担其咎。天圣五年(1027),张纶负责捍海堰工程指挥,于当年秋施工,第二年春完成,前后历时四载,终将捍海堰修成。堰长25696.6丈(合 71公里),堰基宽3丈(合10米),高1丈5尺(合5米),顶宽1丈(合3.3米)。堰成后受益显著,"来洪水不得伤害盐业,挡潮水不得伤害庄稼"。外出逃荒的两千余民户回归家乡,百姓得以安其生,农灶两受其利。人们虽为主持完成工程的张纶立了生祠,但后人仍未忘记首倡和实际促成者范仲淹,从明代以后,人们即将阜宁至吕四的海堤统称为"范公堤"。修建公共工程本来是国家的义务,当时泰州的历任地方官不会不知道潮水对百姓所造成的灾害,但直到范仲淹上书才引起朝廷重视,足见范仲淹心怀黎民百姓,非一般官员可以比拟。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当时仁宗皇帝已经年满二十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仍然还由年逾花甲的刘太后(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刘太后养为己子)一手包揽。刘太后权欲之心很重,喜好作威福。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冬至,太后竟然要让仁宗皇帝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皇帝给太后叩头庆寿,是皇帝的家事,应该在后宫进行;前殿是皇帝与百官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帝和百官一起在此行家礼是败坏朝廷纲纪,会给后世树立恶劣的榜样。他因此上书朝廷,要求太后停止这一错误做法。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在帝制时代,宫庭内部的权力纷争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官员介入其中是犯忌讳的。刘太后违背礼制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是"违宪",以皇室的家事败乱国事,后果非常严重。刘太后所犯的错误官员们在心底都非常明白,但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害怕丢掉官位。果然,范仲淹的"妄言朝政"让自己仕途折戟,他被贬离京城,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范仲淹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市一带)任通判(副长官),后来又被调往陈州(今河南淮阳)。范仲淹做了地方官之后,继续上书指陈他所看到的弊政。当时正在修建太一宫和洪福院,朝廷在陕西大量购买木材。范仲淹上书说:"昭应、寿宁的天戒还不远,现在又大兴土木,浪费民脂民膏,这种做法既不顺民心,又不合天意。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数量,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又上书说:"太后宠幸的人由宫里下敕书拜官,不经过外朝群臣的讨论,这种做法并不是太平之政。"这些建议因太后把持朝政而不能实行,但仁宗从这些谏言中看出了范仲淹是一个忠臣。

仁宗久闻范中淹的人品和学问,刘太后死后,在他自己亲政的第一年,就召范仲淹回朝当任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仁宗不是刘太后的亲生儿子,在刘太后死后,很多人在仁宗面前揭刘太后的短处。中国帝王政治的理想是以孝治天下,仁宗放任官员胡乱批评刘太后并不妥当,会损及仁宗的孝行。范仲淹及时向仁宗进谏:"太后受先帝真宗的遗命,劳心劳力帮助陛下十多年,人非圣贤,不可能不犯错误,不能用太后所犯的小错把太后的德行全面抹杀。"仁宗听了之后说,他也很不忍心听这些闲话,下令宫内宫外不准再讲刘太后垂帘听政这十多年的往事。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所到之处开放官仓救济灾民,禁止百姓因过度祭祀浪费粮食。他在赈灾期间奏请朝廷免除灾区百姓的税负,提出救济的十项办法。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因进谏阻止仁宗废郭皇后,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东)任知州。据史料记载,仁宗废郭皇后一事与吕夷筒有关。宰相吕夷筒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吕夷简在宫廷中的人脉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之后,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殿门前议定一策,准备第二天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次日凌晨,范仲淹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赴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写下了:"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取法于《大学》只有"家齐"才能"国治"之意,作为第一家庭的帝王之家混乱,会对国家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只要道义能行于天下,高官厚禄无足轻重。范仲淹到睦州梅城任知州后,他来到七里泷,寻访严子陵的遗迹及后裔,并下令在东台山麓为严子陵建祠堂,免除其四家后裔的赋税和劳役,要他们管好祠堂事务,并亲自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颂扬严子陵的高尚情操。范仲淹重视教育,每到一地即创建书院,到睦州后也不例外,他在梅城庙学原址上创建睦州第一座书院,融庙学与书院于一体。

梅城位于新安江、兰江、富春江汇合处,背靠乌龙山,面对三江口,常有水患。范仲淹主持修筑南北相连接的堤坝,疏浚梅城西湖等水利设施。范仲淹在睦州虽然只有半年,但他体察民情,政绩颇佳,老百姓非常怀念这位正直的州官,先后在梅城修建"思范亭"、"思范坊"、"范公祠"等,纪念这位"内刚外和,所至有恩"的父母官。

半年之后,范仲淹被调离睦州,移知苏州。苏州当时洪涝成灾,百姓的田地不能耕种。范仲淹组织百姓疏导苏州境内的五条河流,引导太湖之水流归大海。因在苏州治水有功,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荣衔。随后又被调回京师,升为吏部员外郎,主管官员的考评,兼任开封府知府。范仲淹恪尽职守,认真调查之后发现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滥用私人,致使朝中腐败不堪。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 呈给仁宗,指出哪些官员是按正常程序升迁,哪些官员的升迁违背了制度,哪些官员的提拨是公事公办,哪些官员的提拨是私相授受,并建议仁宗,重要官员的任命不宜全权委托给宰相。如此一来,范仲淹得罪了宰相吕夷简。有一天,群臣在朝廷上讨论建立都城之事,范仲淹提出:"洛阳险固,而东京开封府处于四面临敌之地,太平时期适于居开封,如果国家有事,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所以应当逐步在洛阳储藏物资,修缮宫室。"仁宗问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吕夷简明知范仲淹说得有道理,但他对范仲淹心怀私愤,害怕范仲淹又在仁宗面前立下新功,故意敷衍仁宗说:"范仲淹的提议是迂阔之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范仲淹从这件事上彻底看清吕夷简只是一个玩弄权术的奸臣,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势,从来就不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里。范仲淹接连上了四道奏折给仁宗,痛陈朝廷的弊政,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吕夷简说:"汉成帝因宠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酿成了王莽之祸。我担心现在也有张禹这样的人,败坏陛下您的法度。"吕夷简上书怒诉说:"范仲淹离间君臣关系,在朝中勾结朋党。"从此之后,吕夷简把范仲淹当作危胁自身权势的敌人,彼此势不两立。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样的事虽然是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吕夷简借此机会从旁中伤,制造了牵连甚广的朋党案,范仲淹被贬为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知州,时年四十七岁。

在范仲淹从开封府动身的时候,因朋党案已经牵扯了欧阳修等若干人,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再敢去送范仲淹。不过,这时候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两个人却带了酒肉,一同到郊门外为仲淹践行。王质是真宗朝名相王旦的侄子,他这次是抱病前来。别人问了他们为什么不怕,李纮说:"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乃我之荣幸也。"王质也说:"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这是当时的友情,邪不压正,还是有人敢于冒着被罢官的危险,为范仲淹的行为叫好助威。"范君此行,尤为光耀!"王质如是说,仲淹大笑:"仲淹此行,已三光矣!"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并不介意。求仁得仁,此心无憾,在饶州官舍他写下了:"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已经是第三次被贬职,但心中的洒脱自在超过了云游天下的禅师们,人世间的荣辱不足挂齿,连边塞的山野老翁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典出《淮南子·人间训》)。

在饶州范仲淹结识了和饶州临近的池州建德县知县,也是大诗人的梅尧臣,两人互相赠诗唱和。范仲淹说:"卓有梅圣俞,作邑郡之旁。",梅尧臣则寄诗曰:"

山水香君国,文章汉侍臣。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称赞范仲淹的德行出众,众人皆沉醉于浮名浮利,唯独范仲淹不为名利所动。不过,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并非完全相同,梅尧臣给范仲淹写了《灵乌赋》,希望范仲淹能够管好自己的舌头,不多说就能稳坐高官,自由翱翔。(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兮无尔累。梅圣俞)范仲淹看后也回了一篇答《灵乌赋》,其中写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示自己必须要直言上谏,绝对不会对弊政视而不见,苟且偷生。文中范仲淹还有一句,"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范仲淹精于《易经》,深得圣人之道,明白只有承担道义才是唯一能趋吉避凶的正道。当时和仲淹往来的还有曹修睦、庐山道士程用之、谢希深、黄灝等人。仲淹《游庐山诗》中写道:"五老闲游依舳舻,碧梯云径好和途。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簧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仁者自有道义之乐,内心的逍遥自在并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有私毫减损。

范仲淹在饶州任职一年多,随后又先后被调往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任职。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范仲淹来到越州任知州,他在越州大约17个月(即1038.11-1040.3)。越州当时还没有官办学校,他到越州后首先做的就是兴办府学。

他一到越州就急忙写信给他的好朋友、著名学者李泰伯,诚恳地邀请他来越州讲学。李泰伯果然来了,在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越州办学之风大兴,郡内"多自置学,聘名儒主之"。他离去后,越州人民建"希范亭"纪念他,又在亭前立一牌坊,牌坊上题"百代师表",以褒扬他兴学之功。

越州卧龙山(即今府山)的西北方向,原有一凉堂,凉堂西面有一口久被堙没废弃的古井。范仲淹命人除去杂草,掏尽淤泥,发现古井"泉清"而"味甘","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嚼轻冰,凛如也;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范仲淹把凉堂命名为"清白堂",并特地写了一篇《清白堂记》。在"清白"两字上大做文章,借"井德"喻"官德",大力宣扬"所守不迁",即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即清正廉洁、不徇私情。这不啻为当时贿赂成风的官场开出了一剂道德修养的良药,伸张了正气。越州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名人辈出,范仲淹到越州后,特别赏识的是范蠡和贺知章。对贺知章,他亦非常景仰。他一到越州,就去寻访贺知章的故居"天长观",见故居破败不堪,命工役"度材而新之",又特地刻上途中所得的徐铉作的序文,"以广游人之观采"。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时年三十三岁,锐意革新。此时,范仲淹因平定西北边境有大功,一时之间众望所归。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朝政,急切盼望他能拿出革新措施。这年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 "、"均公田"、"厚桑农"、"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意欲改革时弊、考核官吏、裁减闲冗。他提出的革新措施直接针对官僚权贵集团的特权利益,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攻击。庆历四年(1044年),西北边境告急,范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到西北治理边防。仁宗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到边境后,范仲淹把百两黄金全部分给守边将士。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刚刚被西夏军洗劫,当时很多人都主张放弃这个地方。范仲淹修复麟州的旧堡寨,招回四处流亡的百姓三千余户,免去租税,把过去由官府专营的行业归还给百姓经营。又因商情困苦,奏请朝廷免除府州商税。在范仲淹的治理之下,百姓们逐渐从战乱之中恢复安定的生活。范仲淹离开京城以后,官僚权贵对他的攻击越来越激烈,他上书朝廷请求免去他的参知政事职位。在官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仁宗也对新政失去了信心,他重新任命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邠州知州(今山西汾阳县)。范仲淹在朝中所主持的新政渐渐被停止。

范仲淹在邠州期间患了肺疾,在他的请求之下,朝廷调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任知州,兼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过了几年又要调他到荆南(今湖北的江陵、公安一带)任职,邓州百姓受惠于范仲淹的德政,拦住朝廷送调令的公使,坚决要留住范仲淹,范仲淹也愿意留在邓州,得到朝廷准许。过了两年又被调到杭州(今浙江余杭县、杭州市),兼户部侍郎。过了几年又被调到青州(今山东诸城县)。在青州任职期间,因疾病加重,他请求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任职,在离开青州前往颍州任职的路上病逝,时年六十四岁。范仲淹生病期间,仁宗常常派遣使者赐药慰问。范仲淹病逝之后,仁宗哀伤了很久,遣使慰问他的家人,御笔亲写一块碑竖立在他的墓道上,叫做"褒贤之碑"。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千古以来能被谥为"文正"的屈指可数,足见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之高。

孔子在《礼记·儒行》中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宋史》评价范仲淹"三黜三光",三次因纠正朝政的错乱,招致当权者的忌恨而被贬官。主持"庆历新政"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得罪了整个官僚权贵集团,让自己的仕途一直到晚年都不能摆脱奔波曲折。真正的儒者立身处世以符合道义为唯一标准,立得正,行得方,言所当言,行所当行,不畏惧权贵,不顾惜身命。纵观范仲淹一生的政绩,无论是做管理百姓的地方官治理水患,还是做统率军队的将帅治理边患,他都以过人的才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关系国家大计的朝政,范仲淹的为百姓、为国家、为天下的公心与官僚权贵的自私自利水火不容,因此导致他所做的努力经常是以自己被罢官而告终。儒者的为政之道,只问自己的所做所为是否符合道义,而不在意是否能取得预定的成效,因为居仁由义在于自己,而一项施政措施能否成功,很多时侯并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够左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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