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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茫茫庐的博客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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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真正的大儒范仲淹(下)  

2015-11-21 05:22:37|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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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儒范仲淹(下)

俭以养德 博施济众

范仲淹性情刚直,外表随和,性情至孝。在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由于收入不高,生活相当节俭。后来虽然身居高位,俸禄非常丰厚,但他依然保持一贯的俭朴生活,平生"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家里除非有宾客来访,否则吃饭不以肉食为主菜,他自已和妻儿的衣食仅能维持温饱。一生两袖清风,在赴颖州(今安徽阜阳)上任的途中病逝之时,"殓无新衣,友人聚资以俸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借屋韩城以居之,遗表不干私泽"。去世后没有新衣服入殓,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安葬。他生前没有购置私宅,去世后家人没有地方住,官府在韩城借房屋给他们居住。临终前留下遗书,不许家人因私事占国家的便宜。范仲淹一生乐善好施,他的薪奉的大部份都用接济有急难的人,晚年在故乡买义田置义庄,作为范氏宗族和附近百姓的公共福利机构。他博爱众人,喜欢做好事,当时的士子大多出于其门下,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市井小民,还是穷乡僻壤的山野村夫,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去世的时候,四方听闻到消息的人都为他叹息。他为政以忠厚为本,爱护治下的百姓,在他所任职的地方,百姓们都能得到他的恩惠。邠州、庆州两地的百姓,包括归附的羌人,因感戴他的恩德,纷纷给他画像立生祠,以此来感念他。听到范仲淹已经病逝的消息时,羌人首领数百人到供有范仲淹画像的祠堂中哀悼,痛器流涕尤如自己的父亲去世,斋戒了三天才散去。

范仲淹一生节俭持家,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对子女的家教也非常严格。他训子节俭办理婚事的故事,已经成了广为流传的佳话。次子范纯仁准备结婚,他觉得结婚是人生大事,父亲又是大官,于是就想要把婚事办得体面一些。正好他的大哥纯佑要进京办事,他便让长兄将自己的打算告诉父亲,并列了一张长长的购物清单,让哥哥在京城采购。范仲淹看了购物清单后眉头紧皱,叹道:"我家历来清廉俭朴,岂能纵容后代如此奢侈!"于是提笔在购物清单上写道:"一人站着一人卧,两个小人地上坐;家中还有两口人,退回娇儿细琢磨。"嘱咐老大不要在京城买任何东西,只将单子退给弟弟,就会明白父亲的意思。范纯仁接过清单仔细琢磨,羞愧不已,于是改变原来的主意,决定节俭办婚事。原来,范仲淹的四句话是个字谜,谜底是个"俭"字(原繁体字"儉")。在范仲淹身体力行的影响下,范仲淹的儿子们个个都有父亲的风范,次子范纯仁最为出色。范纯仁一生廉俭,自布衣至宰相,始终如一,所得俸给,都用以扩展范氏义庄。宋史本传说他常训勉亲人子弟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又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可见范纯仁跟范仲淹一样,是一位品德崇高,律己甚严的人。

范仲淹一生的义举非常多,这里略举二例以明之。他被贬到浙江做地方官时,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缺少路费,不能回乡。范仲淹赠钱数百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雇了一条船,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交给他一首诗,并嘱咐道,"如果过关过卡有阻,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诗云:"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时,曾命次子范纯仁将俸禄五百斛麦子,用船运送回苏州老家。船过丹阳,纯仁上岸拜见父亲的老友石延年,得知石家正处在"三丧未葬,二女未适"的困苦之中。父母亡故,无钱办理丧事,已经困居丹阳二月余。两个女儿年岁已很大,还没有嫁出去。范纯仁一看这个情况,马上就把五百斛的麦子都卖掉,把卖麦子所得的钱都给了石延年。石延年收了钱后,仍然愁容满面地说:"还不能解决问题啊!"范纯仁索性就把他坐的那条船也卖掉,把卖船所得的钱全部给了石延年。范纯仁回京后把整个过程向范仲淹汇报,当说到五百斛的麦子都卖掉钱还是不够时,范仲淹急着问:"为什么不把船也卖掉?"纯仁赶快告诉他船也卖掉了,范仲淹听了之后很高兴,连连称赞儿子做得对。清朝乾隆帝南巡,三次到过天平山(范仲淹故居),并敕建"高义园"褒扬此事。

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范仲淹奉命由邓州(河南)移知杭州任地方官,这一年范仲淹已经六十一岁了。此时的范仲淹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疾病缠身,身心疲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患肺久深,每秋必发"。再加上"子有疾恙,日常忧虞",范仲淹在邓州任职期间,长子纯佑"得疾昏废"。范仲淹赴任杭州,向仁宗表示谢意,"荐分于善壤","迹虽远而获安,年已高而就逸"。到了杭州后,他的子弟及友人们看到范仲淹年高体衰,考虑到范仲淹一生为官三十多年,已经五上五下,无数次的颠沛流离迁徙任职,一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居所。于是纷纷劝说他在洛阳或购或建一座带园林的宅第,作为退休以后养老的地方。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与范仲淹同辈或前后辈的达官显贵都建有自己的深宅大院,洛阳豪第为全国之最。范仲淹听了之后一口回绝:"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时而居乎?","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人如果有道义之乐,连身体形骸都可以置之度外,何况只是居室环境?我现在已经年过六十了,来日无多,现在修建园林宅第,什么时候能去住呢?我的薪俸用不完的部份,应该用来周济宗族之中有困难的人,你们听我的话,不要再为此事多虑了。)

此时到了杭州,已经离故乡苏州很近。多年来,范仲淹一直想为故乡的范氏宗亲做点事,考虑到自己已经年迈体衰,现在是了却心愿的时候了。过去远离故乡,政务又繁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一直不能了却这桩心愿。他回到故乡苏州,看望了族中贫苦的亲戚,了解了他们的困苦情况,倾其一生的全部积蓄,准备在故乡办一个义庄,以完成夙愿。范仲淹就这件事和他的兄长范仲温商量,并把此事委托给范仲温办理。他在苏州购买好田一千亩为"义田",并在灵芝芳祖宅附近修建了一组房屋为"义宅",亲自为其命名为"岁寒堂","松风阁",办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多功能的私人慈善机构,史称范氏义庄。范氏义庄的规划包含"义田"、"义宅"、"义学"三部份。义庄的目标是:一、使族中贫困者"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就算是最贫穷的人,都不再会有饥寒之忧;二、"聚族中","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则有赡",保证族中的每一个人每天有饭吃,每年有衣穿,遇到婚丧嫁娶能有足够的资财来办理;三、"立塾以教","教养咸备",建立塾馆教育子弟,做到教养兼备。范氏义庄创办过程由其兄仲温操办,范仲淹不时写信给兄长范仲温,叮嘱他"自家少置义田,不可却令漏税",并郑重关照一定要按规定交纳"田契税钱"。范仲淹还曾多次去信告诫侄儿们"要有乡曲之誉","不得欺事","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范氏义庄办成后,族中得到受益的人达到"九十余口"。除了济助范氏宗族外,由范仲淹首定的义庄制度中还有一条,规定外姓人氏也在救济帮助的范围之内。"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乡里邻居、外姓姻亲、本家亲戚,如果因遭遇疾病、灾祸等令生计陷入困顿,或者遇到天灾之年没有饭吃,经族中各房共同调查核实之后,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得到救助,以义田所出的米粮作为救济物资的来源。实际上,范义庄的济贫扶困的范围已远远超出范氏宗族。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钱公辅的《义田记》,专门写范氏义庄。钱公辅说:"公既没,后世子孙至今修其业,承其志,如公存也。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没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贤活族之仁遗其子而已"。范仲淹去世后,他的子孙后代继承了他的志愿,一直按照他当年的规划在做扶贫济困的工作。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而俸禄丰厚,但终其一生,所过的日子与一般的贫穷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在他去世的时候,没有新衣服入殓,儿子没有足够的资财来为他安葬。范仲淹小官大官,大官小官一生做官三十八年,做人一世,至死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没有为子女留下一份遗产,惟有"济贫扶困","施贤活族"之仁德传给子孙后代。范氏义庄由于范氏子孙的世代经营,历代有增扩,朝朝代代延续下去。"义田"最多时达近五千亩,随着宗族人口增多,南宋庆元时期(1195年--1200年)受益者达四百五十余人之多。范氏义庄经历了两宋、元、明、清、民国,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管理最周密,影响最广泛的私家慈善机构。由于范仲淹的首倡带动,自范氏义庄出现后,历代公私效仿者众多,各地义庄,慈善机构纷纷而出,至清代乾隆年间,仅姑苏一地"义庄"就多达六十多家。范氏义庄自范仲淹在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在杭州为官时所创,一直延续至1949年中共建政而被迫终止,历时整整九百年。范仲淹的整个规划本于仁德之心,所作所为处处符合道义,所以能够延续千秋万代。自范氏义庄设立之后,帝王政权在相互争夺中改朝换代了好几次,范氏义庄却代代相续没有间断过。范仲淹只活了六十四岁,范氏义庄办了九百年,自春秋战国之后,还没有哪一个英雄豪杰所开创的王朝,能够连续超过三百年而不间断。圣贤与英雄豪杰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圣贤以德服人,而英雄豪杰以武力服人。纵观人类历史,只有圣贤的事业才是真正的千秋大业。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三代以前大道行于天下的盛况,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他虽然没有赶上,不能躬逢盛世亲眼目睹,但心向往之。在大道行于天下的时代,每个人都能为别人着想,选用贤德而又有能力的人出来管理社会事务,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谋求和睦。所以人并不只是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孝敬别人的父母;并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也慈爱别人的子女。所有的老人都能够得到赡养;每一个正当壮年的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所有的幼儿都能够得到良好的培养;矜、寡、孤、独(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礼记·王制》)和残疾者,这些社会上最苦的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男子各有各的职分,各尽其职,女子有自己的归属。对于各种物质财富,只担心被浪费,不必一定要放在自己的家里;对于自身的能力,只担心不能够发挥出来,不必一定要为了个人利益才出力。所以机诈之心杜绝了,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没有仇恨、没有争斗的社会,就叫做大同社会。现在人心堕落,大道隐没了,人们只为自家的利益着想,不会为别人着想。人们只是孝敬自己的双亲,爱护自己的子女。人们把物资据为己有,只是为自己出力。诸侯天子们的权力更迭变成了世袭相承,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来自我保护;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推崇有勇有智的人,人们只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计谋就开始兴盛起来,因而争斗也就不可避免了。象大禹、汤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这些人,由此成为夏、商、周三代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的。他们彰昌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样一种虽然人有私心,但在礼制的约束之下,人们不会因为自私自利而相互冲突、相互争斗的社会,就叫做小康社会。

按照中国文化正统的观念,人类社会是在退步而不是在进步。西方社会进步的观念来源于从"黑暗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后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这段历史,前后不过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中国文化的退步观着眼的是人心的堕落;西方近现代所形成的进步观着眼的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技术水平。民主、宪政等制度,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人类安排社会生活的一种技术规范。从大道行于天下的大同社会,演变为靠礼制来约束人的私欲的小康社会,是一大退步。在夏、商、周三代的小康社会,人们仍然可以安居乐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社会又退了一大步,人们为了争权夺利互相争斗,互相残杀,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随时处于朝不保夕,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社会退步的根源在于人心的堕落,要使天下真正能够太平,只有从挽救人心入手,这是真正的治本之策,舍此之外都是着眼于细枝末节的修补措施,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儒者身体力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其所能在一家实现大同,进一步在一族实现大同,再进一步在一个地区实现大同。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整个社会就会向大同社会的方向演变了。当然,人人参与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人类的劣根性,总是倾向于"严于律人,宽以待己",都希望别人是圣贤,由别人来付出,自己坐享其成,所以大同社会就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理想。虽然如此,只要大道有少分行于天下,人类就不至于会堕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只要能够让正气增长一分,邪气自然就会消减一分,这正是儒者的人生价值所在。真正有仁德之心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人溺如己溺,人困如己困,人苦如己苦。为了减轻和消除天下人的疾苦,必然要博施济众,用自己的财物帮助因贫穷而陷于困境中的人,用自己的能力帮助人们脱离天灾人祸,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人们找到离苦得乐的道路。要博施济众,必然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自己少享用一分,就可以多留给别人一分,所以节俭是纯粹德行的不二法门。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并不会以物质生活的俭朴为苦,仁者自有道义之乐,非世间的物质享受可以比拟。纵观范仲淹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践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竭尽全力立身行道。

儒家主张从自身做起,从自家做起,从自己的宗族做起,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这并不是心存偏私而主张"爱有等差"。人的高尚品格的朔造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要让每一个学习圣贤的人,一步就跨到能够做到爱一切人的境界,势必会强人所难,让人们对圣贤学问望而生畏。此外,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比如以财物周济人,一个人不管拥有多少财富,哪怕是富甲天下,富可敌国,要做到周济天底下每一个穷困的人,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只能从周济身边的人做起。最根本的一点是,儒者供献给世人的是德行和智慧,通过讲解道理和身体力行进行示范,让尽可能多的人以圣贤为榜样自立自强,而不是越俎代庖去承担别人应尽的责任,而让别人坐享其成,这样做是害人而不是爱人。范仲淹在晚年设立的范氏义庄,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典范。古人所说的"家",并不是现在的小家庭,而是指聚族而居,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大家族;"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而是指一个比较大的社区,一个地域。范氏义庄让范仲淹自己的宗族得到利益,这就是"齐家";再让自己故乡的百姓得到利益,这就是"治国";别人对他的德行敬重佩服,对他的义行赞叹不已,纷纷起来效仿,这就是"平天下"。

文如其人 千古流芳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东)任知州。范仲淹钦佩严子陵,在上任乘船过富春江严子隐居处时,他写下《五绝》一首:"子为功名隐,我为功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到睦州梅城任知州后,他来到七里泷,寻访严子陵的遗迹及后裔,并下令在东台山麓为严子陵建祠堂,免除其四家后裔的赋税和劳役,要他们管好祠堂事务,并亲自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颂扬严子陵的高风亮节。

《严先生祠堂记》原文如下: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原文大意如下:

严先生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两人之间以道义相交,而不是以利害相交。刘秀做了皇帝之后,有亿万臣民,天下的人有谁不臣服在他的脚下呢?唯有严光因节操高尚,不肯俯首称臣。光武帝以厚重的礼仪把他请到京城,待以上宾之礼,想挽留他在朝廷做官。先生坚辞不受,躲到富春江继续做隐士,成就了象伯夷那样的圣人一样清高的节操。先生视视高车官帽为踩在脚下的泥土,天下人又有谁能比得上他呢?也只有光武帝,能够按照礼仪谦卑地对待象先生这样的隐士。

《蛊》卦上九爻的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下的人都为了得到高官厚禄而忙碌,只有他不为王侯卖力,立身处世遵循自己的原则。《蛊》卦的《象》说:"'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不事王侯"志向值得效法,先生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阳德如日中天而能就下。身居高位者能够礼遇身居下位的人,这样的行为大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的人。先生的心,高过了日月;光武帝的气量超过了天地之外。没有先生,不能成就光武帝的大量;没有光武帝,又怎么能够成就先生高尚的节操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知道清廉自守,怯懦的人知道自立自强,对维护圣贤的教化大有功劳。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又作了一首歌: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节操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原文大意终)

严光(公元前37—43),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会稽余姚人。据《后汉书?严子陵传》记载,严子陵少年时代才学出众,远近闻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一起游学长安。刘秀做了东汉的开国皇帝后,严子陵改变名姓,隐居不出。刘秀思贤若渴,画了他的像派人到处寻访。后来齐国(今浙江省桐庐县一带)的地方官报告说:"有一男子长期反披羊裘在泽中钓鱼。"刘秀怀疑这个人就是严光,备了隆重的仪仗车队和厚礼,派使者去请他来京城。刘秀接连派人请了两次都被拒绝,第三次请才随使者到了洛阳。严光到洛阳后住在宾馆里,刘秀把宫中最好的卧具给他用,早晚派人送宫中的饮食给他吃。司徒侯霸与严光是故交,他派人送信给严光。严光不起床,坐在床上抱膝读书。严光读书完后问使者:"君房(即侯霸)过去很愚痴,现在做了三公,比过去好些了吗?"子道回答说:"他现在已经身居高位,不愚痴啊!"严光问他:"派你来干什么?"使者对严光说:"我家主人听说先生已经到了洛阳,想来拜访先生,但迫于公务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只好派我来致信问侯先生。"严光听了之后说:"你说侯霸不愚痴,你这不是在讲痴话吗?天子请了三次我才来。就连皇帝我都不想见,我会见皇帝的臣子吗?"随后口授一封信让使者记下带回,他说:"君房足下:你今天位高权重,很好啊!你怀仁辅义辅佐皇帝让天下欣悦,不过你阿谀奉承的本领也是天下一绝。"侯霸起初投靠王莽,王莽败亡后又投靠刘秀。严光当初也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但他不为所动。严光回信意在讥刺侯霸,说他抵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为人厚颜无耻。侯霸得到严光的回信后拿给刘秀看,刘秀看了之后笑着说:"他还是象过去那样狂放不羁啊!"刘秀当天就去宾馆看望严光,严光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刘秀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直接来到严光睡觉的地方,抚着他的肚腹说:"子陵啊,你为什么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呢?"严光假装已经睡着不回答,过了很久才睁开眼睛看刘秀,并说:"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来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之后对他说:"子陵啊,我难到真的就不能说服你吗?"摇头叹息而去。刘秀把严光请到宫中,两人叙旧谈心,相对而坐谈了很多天。刘秀问严光:"与过去相比,我有些什么转变?"严光回答说:"你比过去长进了很多。"有一次,两人促膝长谈至深夜,同榻而卧,严光以足置刘秀腹上。第二天,太史上奏说有客星侵犯犯御坐,情况紧急。刘秀笑着说:"朕与故人严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朕身上了。"刘秀拜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坚辞不受,归隐富春山耕田。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建武十七年(41年),刘秀曾再一次请严光出仕,严光再一次地拒绝。八十岁时在家里去世,刘秀对此感到伤痛和婉惜,下诏赐钱百万、谷千斛。

严光高尚的节操,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范仲淹在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之后,严子陵的高风亮节才闻名天下。古往今来,沉醉于浮名浮利之中难以自拨的人如过江之鲫,不为利禄和权势所动,具有确然不拨的人格的人如凤毛麟角,所以才凸现出象严光这样的节操难能可贵。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盛赞刘秀的贤德,没有刘秀的礼贤下士和气度恢宏,严光的节操就不会为世人所知;又盛赞严光的节操,没有严光确然不拨的人格,刘秀的礼贤下士和气度恢宏就显现不出来;文章最后的点睛之笔落在盛赞严光的高风亮节能使"贪夫廉、懦夫立",使贪婪的人知道清廉自守,怯懦的人知道自立自强,对维护圣贤的教化大有功劳。"贪夫廉、懦夫立"典出于《孟子?尽心下》,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意思是说,所谓圣人,就是百世(一世为三十年)之后还依然值得人们效法的人,伯夷、柳下惠就是这样的人。听说伯夷的高风亮节之后,贪婪的人就会知道清廉自守,怯懦的人就会知道自立自强(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三子,为了避免兄弟之间的争斗,推位让国隐居渤海之滨。后来听周文王有德,长途跋涉来到周的都邑岐山,这时文王已经去世,他们认为武王的行为不义,拒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听说柳下惠的高风亮节之后,轻薄的人就会知道敦厚,促狭的人就会知道宽宏(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孟子称赞他:
"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故世称"和圣")。无论是百世之上还是百世之下,听说他们高风亮节的人没有不被触动的,不是圣人能做得到吗?至于那些亲自与他们接触过的人,内心深处的震动就更不必说了。范仲淹在富春江边找到了严光这位千年之前的知音,内心深有感触而写下了《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也象严光一样,一生不为利禄和权势所动。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范仲淹一生在官场中打滚而不为利禄和权势所动,堪称大隐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节操又比严光高出一筹。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遭到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的抵制和攻击,阻碍重重难以为继。刚好这时西北边境又告急,范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到西北治理边防。范仲淹离开京城以后,官僚权贵对他的攻击越来越激烈,他上书朝廷请求免去他的参知政事职位。在官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仁宗也对新政失去了信心,他重新任命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邠州知州(今山西汾阳县)。范仲淹在朝中所主持的新政渐渐被停止。范仲淹在邠州期间患了肺疾,他请求到邓州(今河南邓县)任职。庆历五年,范仲淹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身份来到邓州任知州。他在邓州的百花洲旁建起一座书院,常于书院内执经讲学,为广大学子传道授业解惑。范仲淹的挚友滕子京也因参与"庆历新政"得罪权贵,被人诬告,在庆历四年被贬为岳州知州。滕子京上任不久就开始筹办三件大事:一是在岳阳楼前的湖下修筑偃虹堤,以防御洞庭湖的洪患;二是兴办教育,造就人才;三是重修岳阳楼。他很快就将岳阳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第二年即着手重修岳阳楼,他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写道:"天下郡国,非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

岳阳楼修好后,他给范仲淹写了一封《求记书》,并绘制了一册《洞庭秋晚图》随信一并捎去,请范仲淹为新修的岳阳楼作记。庆历六年的九月十五这天,范仲淹端坐于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前,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原文如下: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原文大意如下: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值职到岳州做知州。一年之后,政事顺利,百姓和乐,许多已经荒废的事业又兴办起来了。滕子京理顺政事之后,开始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建筑规模,把唐代贤人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要我为这件事作一篇记。

在我看来,岳州的美景全在洞庭一湖。洞庭湖连接着远方的山脉,吞吐着长江的流水,水势浩大,宽阔得无边无际。早晨阳光照耀、傍晚暮霭沉沉,景象变化万千。这就是在岳阳楼所看到的壮丽景象,前人的描述已经很详尽了。不过,洞庭湖北面通往巫峡,南面到达潇水和湘水,南来北往的旅客和诗人,大多汇集到此地,他们观看景物时的心情,难到没有差异吗?

在阴雨连绵不断的季节,一两个月都不放晴。阴冷的乱风怒吼着,浑浊的波浪冲向天空。太阳星星隐藏了光辉,山岳也隐藏了形迹。商人旅客都不能出行,桅杆倾倒了船桨折断了。傍晚的天色昏暗,远处传来老虎的咆哮和猿猴的哀啼。在这样的景象之下登上这座楼,就会有怀念故乡、忧虑谗言、畏惧诽谤的心情。满眼都是萧条惨淡,令人感慨万千,心生忧伤。

在春日和煦、阳光普照的时节,湖水平静无波。天色湖光相互映照,一眼望去碧绿的湖水无边无际。沙鸥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群在水里游来游去。岸上的小草和小洲上的兰花,香味浓郁颜色苍翠。有时四处弥漫烟雾完全消散,天光水色开阔空明;有时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有时阳光普照,起伏不定的波浪泛着耀眼的金色;有时明月映入平静的水面,好似沉下一块璧玉;有时从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传来歌声,渔夫们的互相应和欢快而悠扬。这些景色真是让人欢欣喜悦到了极点啊!在这样的景象之下登上这座楼,就会感觉到心境开朗、精神愉快,宠辱得失全都忘了,端起酒杯迎着风畅饮,这真是喜气洋洋啊。

唉!我曾经探寻过古代仁德之人的心,他们的心境与上面两种因感触外境而生起忧悲或喜乐的情形并不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他们并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好坏美丑,并不会因为人生际遇的宠辱得失,从心底生起悲伤或欣喜。他们如果身居高位在朝廷做官,就担忧百姓的疾苦;如果身居低位远离朝廷,就担忧国君是否能为政以德。这样一来,身居高位时也担忧,身居低位时也担忧,什么时侯才有欢乐啊?他们一定会回答说:"在天下的忧悲疾苦消除之前一直心忧,等天下祥和康乐以后就会心生喜乐了。"唉!如果没有这样的圣贤之人,我能与谁为伍呢?(全文大意终)

金圣叹对《岳阳楼记》的总批是:"中间悲、喜二大段,只是借来翻出后文忧、乐耳。不然,便是赋体矣。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金圣叹的评论的确是至当之言,点出了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文章开篇简要介绍重修岳阳楼的情况,说明作这篇记的缘由。中间用两个段落分别描写洞庭湖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引出众人触景生情所形成的悲、喜。峰回路转,在众人悲、喜的铺垫和衬托之下,引出古代仁德之人与众不同的悲、喜。仁德之人心存天下,不会因为自身所处环境的好坏美丑而悲、喜,也不会因为人生际遇的宠辱得失而悲、喜。他们时时忧心的是天下的疾苦,只有当天下祥和康乐的时侯他们才会心生喜乐。末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尽显作者的圣贤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可以说是范仲淹对自己一生的写照。

范仲淹有四个儿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皆知名。尤其次子纯仁颇有其父之风,哲宗元祐时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谥"忠宣"。范仲淹去世之后,其遗稿便由其诸子整理。仁宗皇祐五年(1054年),距范仲淹辞世仅仅一年,即由范纯仁编成《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二卷,详见韩琦《安阳集》卷二十二《文正范公奏议集序》。范仲淹其余文稿又由其诸子编集为二十卷,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撰序,谓此集"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严先生祠堂记》和《岳阳楼记》这两篇文章,最先由金圣叹(1608—1661)编入由他点评的《才子必读古文》。吴楚材与吴调侯叔侄两人于康熙十七年(1695年),仿照《才子必读古文》共同编成《古文观止》一书,也收入了这两篇文章。《古文观止》自编成之日起就成为深受欢迎的文学启蒙读本,三百多年来一直在广泛流传。所以,在范仲淹所有的作品之中,《严先生祠堂记》和《岳阳楼记》这两篇流传最为广泛。言为心声,人如其文,这两篇广为流传的文章是范仲淹"一肚皮的圣贤心地、圣贤学问"的自然流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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