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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茫茫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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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魏晋风度与宋人风度  

2015-12-24 22:34:30|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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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周青耀《魏晋风度与宋人风度》
作者:熊根英   来源:寻根
  人们对魏晋士人的印象多来自于《世说新语》,其所记的名士们发言则“玄远冷隽”,行为又“高简瑰奇”,“千百年来,学士大夫家,无不玩而习之”(王日卓《〈今世说〉序》),此书几成为名士教科书。宋人有《唐语林》、《续世说》记唐人风度,却没有人专门写一本书记载宋人风度。不过读宋人笔记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以和《世说新语》所记对照来看,大约能知道宋人怎样看魏晋风度,自己风度又如何。
  宋人对魏晋风度自然有企慕之感,但也不乏争胜之心:《邵氏闻见录》卷第二十引李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批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看杀”来自《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卫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卫是有名的美男子,《别传》曰:“在群伍之中,有异人之望。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谁家璧人?于是家门州党号为璧人。”东坡时为六十老翁,即使不是鸡皮鹤发,也自然不是和卫一样的“璧人”。东坡笑语“看杀”,心中正以卫自比。然运河两岸千万人随观,为的是他绝世的文采风流,这却是卫无法比拟的。
  《世说新语?企羡》第十六记:“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金谷园集和兰亭集会当时就已是众人瞩目的韵事;因了右军之序,兰亭雅集更一直被认为是诗酒风流的千古典范。但宋人却注意到兰亭雅集的瑕疵: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修禊之会中,“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兰亭集序》)。于是孔平仲《上巳饮于湖上》云:“却笑兰亭会,吟诗半不成。”又张渐《崇宁乙酉元巳率同僚修禊于七星岩》云:“我来禊有自然兴,岂羡兰亭曲水滨。”表示各代人自有争胜处,非只是徒然艳羡前代风流而已。如朱熹所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朱熹注《楚辞后语》卷六《服胡麻赋》注)。诗文之事正是宋人有自信的地方。但到了南宋,随着国运日渐衰颓,便又重新崇古起来。《齐东野语》卷十九为兰亭禊饮赋诗“半不成”辩护:“黄彻谓古人持重自惜,不轻率尔,恐贻久远之讥,故不赋诗。”周密则以为:“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适无兴不作,非若后世喋喋然强聒于杯酒间以为能也。”
  《世说新语?汰侈》篇列举了魏晋士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宋代士人的豪侈奢靡亦不逊色:不说寇准“一曲清歌一束绫”,据《曲洧旧闻》卷十:“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它色者绐之,辄能辨其非。”《独醒杂志》卷九记蔡京一日留饮僚属,仅蟹黄馒头一味即费钱1300余缗。又尝待客以黄雀肫,库吏以10瓶进席上,库中尚余80有余。富贵固然让人艳羡,不过宋人更讲究的是富贵要有格调:晏殊、宋祁身为朝廷重臣,以好游宴、喜享乐称,但晏殊认为真正的富贵气象不是“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而是“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又《东轩笔录》卷十五云:“宋祁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这倒衬得魏晋时王恺饴糖刷锅、石崇以蜡作炊都是暴发户的恶俗做派了。
  宋代士人亦颇有行迹与魏晋人物相近者,王安石便是其一。仁宗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邵氏闻见录》卷二)巧合的是,《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记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宋人亦注意到两件事的相似之处,进而将两个人相提并论。据邵伯温所言,第二天,仁宗皇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邵氏闻见录》同上)周密进一步分析,谓王敦如厕前有食枣“干饮”之误,后至石崇家如厕,面对那种豪华排场,他客多羞不能如厕,独有王敦“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据此以为:“敦前之误乃是诈。王荆公误食鱼饵,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大慝。”(《齐东野语》卷七)王敦专制朝政、谋篡帝位,是晋元帝时的大奸臣,宋人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而怀疑他的个人品质,故以王敦事迹为佐证,又为类比。其实在喝酒时,两人也有相似的表现:“石崇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则斩美人。王导因此饮至沉醉,而王敦“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王安石性格亦有固执强横的一面,司马光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邵氏闻见录》卷十)
  如果说魏晋风度的实质就是鲜明得近乎夸张地凸现个性,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存在的话,那么“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的王安石也许更接近于魏晋风度,可是当时人却往往认为他作伪:“苏明允著《辨奸》,言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一次仆从告诉王安石夫人:丞相喜食獐脯,“以其每食不顾它物,而獐脯独尽”。之后才知道,只是因为那道菜离他近。“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曲洧旧闻》卷十)拿他和王敦相比可以说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导致的偏见,但也许更深的原因是真正的魏晋风度已经不能为宋人接受吧。
  米芾也是一个好例子,与王戎有钱癖、刘伶有酒癖一样:“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每见他人所藏,临写逼真。尝与蔡攸在舟中共观王衍字,元章即卷轴入怀,起欲赴水。攸惊问何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尝有此,故宁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赠之。”(《独醒杂志》卷二)这种好奇喜异、虽性命有所不计的行为,宋“人皆传以为笑”。米芾又喜服唐衣冠,宽袖博带,时人多怪之。米芾又有洁癖:“曾得米芾一帖:‘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西塘耆旧续闻》卷三)王戎吝啬成性、刘伶好酒成瘾与米芾爱好书画、好洁成癖自有雅俗之分,喜服宽袖博带之唐服与刘伶裸形屋中又不可同日而语。且米芾以书名世,词章亦豪放不群,“而人谓其倾邪险怪,诡诈不近人情,人谓之颠”(《独醒杂志》卷二)。宋人屡屡评价王安石、米芾“不近人情”,即说明那种迥异常情、超出众人的行为态度是不合于宋代社会的思想行为规范的,得不到欣赏和接受,而在魏晋时代,那却正是名士的标志。
  这样大的变化,当然要归于中唐以来儒家学说的渐渐振兴。到了右文崇儒的宋代,士人也便克己复礼起来。据张师正所记:“福州人陈烈,博学,不循时态,动遵古礼。蔡君谟居丧于莆田,烈往吊之,将至近境,语门人曰:‘《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将与二三子行此礼。’于是乌巾,行二十余里,望门以手据地膝行,号恸而入孝堂,妇女望之皆走,君谟匿笑受吊。”(《倦游杂录》)行为的极度夸张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以至于丧家发笑。而魏文帝“临王仲宣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作一驴鸣”(《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又顾彦先丧,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灵床,“鼓顾生前之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同上)。同样是吊丧,做法却正好相反。一为至礼,一为至情,二者相较,孰为轻重?但审其行事之矫激,与魏晋人似并无二致。像这样动尊古礼,食古不化的人物宋代还颇为不少。石介为直讲时,闻黄好学之名,“使诸生如古礼,执羔羊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补学职”(《涑水纪闻》卷十)。这一行为却造成了“羔雁聘黄,惊走邻家”的戏剧场面(欧阳修《哭徂徕先生》)。程颐主持司马光之丧,以古礼敛,用锦囊囊其尸,东坡见而讥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贵耳集》卷上)又有冲晦处士李退夫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以外饰。一日,老圃请撒园荽……俗传撒此物,须主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不绝于口。其子尤矫于父,执余子咒之曰:“大人已曾上闻。”此事后亦为人所笑,皇中,馆阁将为谈谑,则曰“宜撒园荽一巡”(《湘山野录》卷中)。如此种种,亦可见宋人风度之一斑。
  宋代士人也有如魏晋人那样脱略形骸、过放浪生涯的,如“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凡宾僚饮聚,长为不速,酒酣即弹(琵琶),弹罢起舞,舞罢作诗,昂然而去”的冯吉(《玉壶清话》卷二),这样一些才气纵横、却行为浮俊无检者,会受到君父指责,终究不能显达。张咏也是颇有晋宋间风味的人物,《玉壶清话》卷四记他的一件逸事云:“张乖崖性刚多躁,蜀中盛暑食馄饨,项巾之带屡垂于碗,手约之,颇烦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请吃。’因舍匕而起。”此与王蓝田食鸡子之事(《世说新语?忿狷》第三十)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少年慷慨,学击剑,喜立奇节,谓友人曰:“张咏赖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等人耶?”这话颇有可玩味之处。宋代乃礼法大备的文明之世,非礼崩乐坏的魏晋可比;魏晋人物纵情任性,又与宋代士人饱读儒家经典以为立身行事之原则不同。张咏正是因能“读典坟以自律”,才能成为历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
  谈到修身立朝的大节,宋人是颇有道德的优越感的。叶梦得对竹林七贤评价得毫不客气:“晋人贵竹林七贤,竹林宰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终不免也……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惟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惜其不能深默,绝去圭角……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他又将人才的等级作了排序:“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避暑录话》卷一)王得臣作《麈史》便是以贤德、志气、忠孝、度量为目。以宋人的标准来衡量魏晋名士,能得到肯定的恐怕没有几个。但宋人道德文章兼备的却在在有之,比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直到南宋末的文天祥。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五记富弼:“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事,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复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宰相自唐以来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无需还礼。及富弼为相,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抗礼,引坐,语从容,送之及门,视其上马,乃还。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致仕后宾客请见者,多谢以疾。所亲问其故,曰:‘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吾累世居洛,亲旧盖以千百数,若有见有不见,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见之,吾衰疾,不能堪也。’”观其言行举止,真乃孔子所言君子。但不知这样中正和平、温其如玉的君子若在魏晋时代,是否也会被人讥为“情伪”呢?
  其实无论魏晋抑或是宋,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但我辈千百年后回顾,总也不禁要生出“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的感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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