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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茫茫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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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霜红龛集》提要  

2015-03-31 07:01:37|  分类: 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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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yyhutaixi《《霜红龛集》提要》

《霜红龛集》提要

    《霜红龛集》四十卷、附录三卷、年谱一卷,清傅山撰,刘霏等辑,”︻乇嗖⒆昶住傅山,生活于1607——1684年之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是明末清初有名的爱国思想家、文学家、医生、书法家、画家。傅山先世居大同,后徙于忻州,至其曾祖傅朝宣移居太原阳曲西村。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专研诸子或《左传》、《汉书》,并且多能够自成一家。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案结之后,傅山无意留恋于官场,于平定嘉山侍奉老母亲。不久,明亡。傅山出家为道,以昭忠君爱国、抗清复明之心。

    傅山一生著述颇多,然而不甚重视,随做随散。自祁县戴廷栻辑刻《晋四人诗》,收傅山诗作起,乾隆年间,有阳曲张耀先辑刻《霜红龛集》十二卷,和汾城刘贽辑刻《霜红龛集诗钞》;咸丰年间,寿阳刘雪崖辑刻《霜红龛集备存》四十卷;宣统三年,又有山西巡抚刘宝铨主持辑刻《霜红龛集》四十卷;稍后,有平遥王晋荣得巨商学者常赞春帮助,辑刻《霜红龛集》。此为清代时候傅山遗著整理刊刻的大致情况。现在广为流传者,则主要是刘刻本和丁刻本《霜红龛集》。另外,民国年间山西郭象升和今人陈监先分别对《霜红龛集》作过批校。

   《霜红龛集》中数量最多的是笔记、杂记、书信之类的杂文,集中体现了傅山的思想性格特征和文学艺术成就。傅山个性刚烈,爱喝酒,爱骂人,爱交朋友,性情耿直,忠肝义胆,有侠客风度。他是明朝的廪生,清初变成道士,自称方外野人,放荡不羁,不管不顾。他一生致力反清复明,不得志,常常借题发挥。他痛恨宦官专权以及依附宦党的派系,他对明末宦官的残害正派人是深恶痛绝。他在当时提出的政治要求和革新派的主张十分接近,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傅山的学问文章,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倾向,他赞扬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清军入关明王朝灭亡后,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傅山的诗赋,文风和主题上继承了屈原、杜甫的爱国主义文化传统。主张诗文 “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衡量标准。在创作特点上,他喜欢将大量的方言俗语引入诗歌,丰富诗歌的表现形式。同时又喜欢运用生僻难字,在诗歌风格上形成某种奇古谲诡、不同流俗的况味。其中风云变幻,虚灵寂静的精神气质,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品评感受。顾炎武与之交道颇深,曾三次赴并密访,两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大才子,在《赠傅处士山》的赠诗中写道: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临风吹短笛,雪荷长镵。老去肱频折,愁深口自缄,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描述傅山是过着荷铲掘雪的清贫生活,却能“临风吹笛”。顾炎武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文章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傅山治学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四点:专精、博综、辨析、创新。傅山虽然提倡专精,但他并不以钻研一书为满足,而是通过一书打好学习的基础,为进一步博综创造条件。对我国古代的主要典籍都加以细读,达到博而精。表现在他的诗文作品上就是厚实有底蕴,,能写出各种不同风格的文章。作为明清之际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诗文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特色,社会的风貌,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上都有不容置疑的地位。

    自明亡以后傅山集中精力反清复明,并没有著书的意愿,加之其性格放荡不羁,因而著作随做随散,未能够将傅山的著作完整而条理的保存下来。这是《霜红龛集》的局限性之一。《霜红龛集》的局限性还体现在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傅山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即:尊君,为君者讳;在不影响君权的前提下做一些足以缓和阶级矛盾的政治改革;最后要为君死节。傅山在明亡以前的政治倾向便局限在这一范围内,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亦然。因此他们反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清军入关后,他们又把斗争的锋芒集中于清朝的统治者,对于社会的革新者他也仅仅是赞扬他们能够死节。这一局限性就决定了他不能够从本质上看到社会进步的动力与发展趋势,他的作品的进步性也相应的受到限制。



傅山,字青主,又字啬庐,阳曲人。明诸生。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不试,授内阁中书。有《霜红龛集》。傅山先生的《霜红龛集》,是历经200多年逐步整理刊刻而成的,历时既久,歧异遂多。清代末年,山西巡抚丁宝铨邀请国内名家缪荃孙罗振玉等整理刊刻成《霜红龛集》40卷,号称完备,然其中错简迭出,也未能称尽善尽美。因此,对《霜红龛集》的校勘成为研究傅山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陈监先先生精通古代版本目录学及山西乡邦文献,从年轻时,即发愿校勘《霜红龛集》。可以说,陈监先先生在傅山先生的研究方面,是20世纪的一位关键人物。

陈监先先生精通古代版本目录学及山西乡邦文献,从年轻时,即发愿校勘《霜红龛集》。他以丁宝铨刻本为底本,参校傅山挚友戴廷栻所刻《晋四人诗》,乾隆十二年张耀先刻《霜红龛集》,咸丰年间寿阳刘飞刻《霜红龛集》,清末年平遥王晋荣刻《霜红龛集》,以及傅山的其它遗著和相关史料,逐字逐句,予以校勘。其《凡例》说:“本书校勘,依各种刊本先后顺序,列出异同,各本面目,优劣毕见。版本校勘源流发展,亦一目了然。引述前人校说,多指明是非,间亦略加疏证。偶有一得,均冠以‘监先案’三字。”故而先生在其序言《〈霜红龛集〉版本源流考》中不无自负地说:“这样,《霜红龛集》的诗文,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貌,为研究傅山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真实可据、更加丰富的资料,使用价值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道出了陈先生校补《霜红龛集》的初衷及价值所在。事实上,校补工作倾注了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先生的校补序言作于1946年,可知校补内容在那时应已初具规模,一直到1990年先生去世前,这40多年一直处于修改完善阶段。从先生的校补原稿看,本为墨笔恭楷抄写,然后又间杂钢笔、圆珠笔甚至铅笔补写的内容,有的字颤笔不已、模糊不清,乃是先生暮年偏瘫之后所补,其心可感。令人遗憾的是,“校补”的补遗部分,约80余篇傅山遗文,是陈先生辛勤搜罗而来的,近20年来,却几经辗转,不知去向。此次出版的校记,其中补的文字甚少,但出版时,仍沿用了陈先生《霜红龛集校补》的书名,以表示对陈先生辛勤劳动的尊重。
陈监先先生批校《霜红龛集》,是在他校勘《霜红龛集》中逐步形成的,相对于其“校补”而言,批本的校勘记较简略;其更高的价值,一是对《霜红龛集》大部分诗文作了断句,使人易于阅读;二是对众多的诗文作了批语。这些批语,有的指出创作时间,有的注明诗文中的人名、地名出处,有的直道其诗文的妙处。张颔先生阅读陈氏批校本,欣然题签《陈批霜红龛集》,无疑认可陈先生的批校实成一家之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监先先生关于傅山先生的论文和书信,现存13篇,均为考证性论述,可谓篇篇有创见。其《〈霜红龛集〉版本源流考》对《霜红龛集》的整理刊刻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与分析,1963年发表在《学术通讯》时,略有缩节——其实,未缩节的一文更为全面精彩。研究《霜红龛集》者阅读此文,可少走好多弯路。《傅山生年考——评郝树侯〈傅青主生年辨〉》作于1963年,先生以大量事实,反复考证,证明傅山生年为1607年,享年78岁,而非郝树侯先生所称的生于1606年,享年80岁。事实上,陈先生这一考证,已成为了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傅山的杂剧〈红罗镜〉》一文,则从剧本的背景、语言、人物及太原文物诸方面,全面论证了《红罗镜》杂剧确为傅山先生所作,此文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618期,其观点也被当今学术界普遍承认。
可以说,陈监先先生在傅山先生的研究方面,是20世纪的一位关键人物,他的最大功绩,是从前人的搜罗刊刻文集阶段,转入对傅山版本及遗存诗文的考校阶段,进而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可以说,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至今无出其右者。
然而,陈监先先生的研究范围,还不止于傅山先生及其《霜红龛集》。现存的其它论文书信,约有40余篇,上起于王充的《论衡》,下至清代文史的研究,涉及范围甚广,有严密的考证,如《太史公生年问题》;有普及性的文章,如《清代考试制度漫谈》《纪〈古今图书集成〉》;也有文采斐然的纪实性作品,如《马头岭访书记》,那是记述作者1938年在陕西宣川马头岭与二三好友访书的经历的,可认为是先生一生访书生涯的缩写。令人感动的是,1976年,先生将一生收藏的400余册明版、清版线装书捐给了山西省图书馆,其它文章如涉及地方文献的《〈金经略使杨贞碑〉校跋》、涉及古钱币考证的《十里坪出土古钱考》、涉及古代印书的《雕版印刷肇始考》,都是既解惑、又增长知识的佳文,可证先生知识之渊博、研究路径之宽泛。最能代表陈先生学术水准的论文,则有如下数篇:一为《论文中子》,其中以大量事实,论证《文中子》非王通所作,实为其后人伪托之作;其最有可能伪托者,乃为其孙王勃。二为《太史公生年问题》,其中肯定了王国维的考证方法及成绩,并据李长之先生对王国维有关太史公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前145年)说的疑问,作出进一步考证,确认太史公司马迁实际生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 (前135年)。太史公这一结论也广泛为学术界认可,而其中以现有文献步步推论的科学方法,堪为学术研究的典范。三为《斩鬼传》的作者和版本考证,解决了鲁迅、胡适、郑振铎诸位大家久已关注而未予解决的《斩鬼传》的作者问题,认定清初阳曲人刘璋为这部著名讽刺小说的作者,遂成古小说界公认的定论。四为研究《〈论衡集解〉的成就和问题》。陈监先先生就1957年古籍出版社刘盼遂所著《论衡集解》作了全面的考证,涉及清代初年以来众多《论衡》研究的专家及其学术成就。读罢此文,等于读过一部有关《论衡》版本及校勘的研究史,可知陈监先先生在校勘学、版本目录学方面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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